具体是独一无二的个别存在，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文学形象愈具体，就愈个别，也就愈生动可感。概括，是指在具体中进行概括，能表现出人及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在成功的文学形象中，具体与概括是统-在一一起的。李白的《秋浦歌):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诗人通过夸张，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写得具体生动可感，而又概括了封建社会有抱负的文人不得志的苦闷。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中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封建贵族地主过着淫逸奢侈的可耻生活，而穷人百姓饥寒交迫，冻死街头。形象地写出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表达了诗人对统治者的憎恨和对人民的同情。这也是具体与概括的统一。曹禺在《雷雨》中通过封建资本家周朴园一家的多重矛盾冲突，揭露这类家庭的罪恶。他说:“一部《雷雨》全都是巧合。明明是巧合，是作者编的，又要让人看时觉不出是巧合，相信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应该这样。这就要写出生活逻辑的依据以及人物性格、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必然性来。”的确这样，像周朴园、繁漪、周萍、四凤、鲁妈、鲁贵等人的性格，富有个性，具体突出，但都表现出“必然性来”。这“必然性”，就是概括在这些形象的具体性中的本质的东西。

    著名画家齐白石说，画应在“似与不似间”，“似”是形象与实际生活的事物相似，具体可感，“不似”是形象而不是实际生活的摹本，有艺术概括。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在文学作品中，有些形象使入感到虚幻，但同样也是具体与概括的统一。例如，明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写的神魔妖魅形象，虽然在实际生活中是没有的，是根据作家的想象在人和社会生活方面添加了一些东西，说到底，还是植根在现实土壤中。鲁迅说:这部小说“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清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写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这表明，《西游记》和《聊斋志异》这两部作品的神魔妖魅和花妖狐魅的形象，有独特的具体性，同时也把“世态”和“人情”都概括进去了，因此它们才有审美的价值。

    对于文学形象是具体与概括相统一的这个特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十分重视的。恩格斯批评敏，考茨基的小说《新人和旧人》男女主人公爱莎和阿尔诺德被写得理想化和抽象化，“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就是说，这两个人物形象缺乏具体性，只有理想化的“原则”，没有做到具体与概括的统一，所以写失败了。列宁在《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这是说，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一定能够使自己的作品像镜子一样，用具体鲜明的形象，把“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反映出来。列宁强调的也正是文学形象必须是具体与概括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