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我国古代，治国安邦的文献著述浩如烟海，比如“无为而治”的政策构想，“民为邦本、政在得民”的政策原则，以及“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等。近代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维新。据有关考证，中国人写文章公开使用“政策”一词的首推梁启超先生。他在1899年写的《戊戌政变记》中说：“按中国之大患，在教育不兴，人才不足，皇上政策首注意于学校教育之事，可谓得其本矣。”另外，还有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与民生的“三民主义”以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历史上这些丰富的政策谋略思想和实践经验是当代公共政策研究的宝贵财富。当代中国，虽然葆有政策思想的丰富历史遗产，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行之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理论、原则和方法，但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公共政策研究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斯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20世纪70年代来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过去重大决策的严重失误必须予以重新认识和科学总结。在认真反思的基础上，中国政府改革了传统体制的弊端，通过一系列公共政策,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推动了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这些车富的公共政策实践为中国公共政策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同时，改革中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也向公共政策研究提出了要求，加上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全面吸收国外关于公共政策研究的成果也已成为可能。这就催生了我国公共政策学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生。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公共政策学研究开始起步,这一时期主要是介绍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翻译和出版了大量国外的公共政策学著作，如查尔斯，林德布洛姆的《决策过程》、赫伯特，西蒙的《管理决策新科学》、克朗的《系统分析与政策科学》等。

    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大量引进和吸收海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一些公共政策研究者开始结合中国的公共政策实际，将国外的先进理论和中国的政策实践相结合，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公共政策问题，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学科。

    首先,中国出版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公共政策学著作，如张金马的《政策科学导论》、张国庆的《现代公共政策导论》、陈振明的《政策科学》、宁骚的《公共政策学》等。

    其次,一些高等院校的政治学、行政管理专业都开设了“公共政策”、“政策科学”等课程。2002年和2003年,西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率先设立了公共政策学本科专业。在MPA等各层次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公共政策学更成为核心课程之一。还有一些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在其他专业的名目下，招收了以公共政策为研究方向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

    第三,建立了全国性的公共政策科学研究会。1992 年10月，作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分会的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在山东曲阜召开了成立大会，吴明愉教授任理事长;1994年5月，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联合发起组织的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马洪教授任会长。这两个全国性学术团体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发展。

    第四，各种类型的公共政策研究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一是各级政府大都建立和完善了专业性的政策研究机构，并重视运用公共政策学的理论来指导和规范公共政策实践;二是学术性的政策研究组织纷纷建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先后成立了公共政策研究所;三是一些发达地区还涌现出一批半官 方的和民间的政策咨询组织，如“中国未来研究会”等。

    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获得了迅速发展,在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还存在许多不足，如研究内容重复、缺乏创新，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研究方法单一、落后等。但是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加强，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日益受到重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新型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建立，在一大批致力于公共政策研究的学者的努力下,中国的公共政策学一定会取得长足的发展,科学、成熟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学理论一定会建立起来。